駕駕Mr.潘 發牢騷天地

我最近看完了前陸委會主委蘇起的書：《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這本書跟我之前看的《二十一資本論》分量差不多，可是我《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看了快半年才看完，《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大概才花了我一、兩個月的時間。或許是這本書比較很合我的興趣所以我才看得這麼快。

本書的正反封面。

作者的自我介紹。

這本書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所撰寫，蘇起將所擁有的資料以及他的親身經歷，將兩岸20多年來的驚濤駭浪彙集本書，可謂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

本書從1988年一直寫到2008年，整整20年的時間，橫跨中華民國三任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整本書共12章，其中有7章完全聚焦在「扁政府」時期，也就是民進黨執政的那8年。可見那8年是多麼重要的時期。

1949年，中華民國因為國共內戰喪失了整個大陸的統治權，退縮到一個蕞爾小島台灣，從此展開了將近40年的兩岸對峙時期。書中一開始就提到，當時對峙的狀況，是連「兩岸」這樣的名詞都不存在的。「兩岸」之詞正是近30多年來才有的詞彙，是蔣經國死後，解嚴開放後才出現的字眼。

1987年，民國76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讓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力正式生效，黨禁、報禁全部解除，言論自由開始擴張，中華民國的全面民主化正式啟動。1988年，蔣經國因病驟逝，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於是本書描述的時段開始了。

蔣經國一死，兩岸關係開始解凍，李登輝也開始尋求跟對岸的中共交涉。但是在尋求與對岸接觸之前，還得先凝聚國內的共識。蔣經國才剛去世，接任的李登輝一開始就要面對國民黨內部的外省大老的挑戰。當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保守勢力(外省反共大老)環伺之下，李登輝要怎麼先凝聚黨內和國內的共識，成為他最主要要處理的事。於是建立一個重要的兩岸溝通的制度和機構，成為當務之急。

於是「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在李登輝的主導下成立。另外政府內部又成立了「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是設在行政院底下專門處理大陸事務的行政機關。最後，則是政府邀集民間的企業家成立一個民間組織來當政府的白手套，與對岸溝通，就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之後再訂定相關對大陸的法規細則，兩岸的接觸制度、機關的制定都已到位。

但最難的還是凝聚共識，當時國民黨內部政爭不斷。有堅持反共到底不肯與中共接觸的保守勢力，也有民主派人士的勢力，前者極端保守勢力算是「反共統派」，後者則屬於「反共維持現狀派」。再加上剛成立的在野黨民進黨的挑戰越來越尖銳，雖不足以撼動國民黨的統治，但也不容忽視。

為了安撫黨內、黨外各派勢力的需求，來形成全國的共識，李登輝開始了多項的人事安排。先後聘請了蔣經國生前最信任的親信擔任行政院長(「政」的俞國華，「黨」的李煥，「軍」的郝柏村)。李登輝又親自拜訪了500位以上的資深立委與國大代表，提供優惠的待遇，又動員了社會輿論，利用半軟半硬的方式，讓這些大陸來的國大代表自動請辭(當時正爆發野百合學運)。於是「萬年國大代表」被終結了。李登輝又透過「國統會」的成立，廣納國民黨內部不同的勢力、民進黨與社會菁英的建議，最後完成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於1991年對外公佈，成為大陸政策的指導原則。

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成立，是李登輝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擊退黨內大老所用的戰略步驟。國統綱領是一份妥協文件，文字相當有彈性。以國家統一作為目標，但分成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遠程(協商統一)等三階段。當時兩岸還屬於近程階段，要完成三通與加入國際組織才算是中程階段。那要到遠程階段，必許等大陸「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後才能開始。國統綱領的內容滿足國民黨、民進黨(因認同國統綱領而被民進黨開除黨籍的創黨元老康祥寧)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需求，成為當時凝聚社會共識的文件。

國統會也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來表達台北方面的立場。這個立場一直到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經常被使用。比國統綱領更重要的是1991年李登輝頒布的「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宣告，對內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與修憲於焉展開。對中國大陸，也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而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對等的政治實體」，所以民間的訪談、投資都不再被是為「通匪」、「資匪」。於是中華民國的大陸政策進入全新的階段。

中共方面也是動作頻頻，也開始以中共官方的人員，「以官扮民」的方式，成立「海協會」準備與「海基會」接觸。之後又陸續成立國台辦、中台辦等機關。中共當局本希望是「官員對官員」的正式談判，但考慮之後，還是以海協會與海基會進行接觸。

海峽雙方對峙了數十年，幾乎斷了所有的接觸，所以1988年開始的來往幾乎是從零開始。雙方有如瞎子摸象，彼此摸索可能的相處途徑。於是雙方開始各派密使彼此連繫(中共算是主動開始接觸)，透過住在香港的國學大師南懷瑾當中間人，雙方有了第一次的接觸。之後又陸陸續續的密會27次，談了非常多的問題，例如「兩岸經濟特區」、台灣加入世貿時用什麼名稱(台澎金馬關稅區)，以及兩岸的通航問題等等。當然高度的政治議題，還是最主要的問題。李登輝透過密使會向中共保證自己並非台獨或獨台，並且成立國統會、國統綱領、終止動員戡亂、陸委會、海基會就是希望不再與中共為敵。李登輝希望恢復和平談判，並敲定第一次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辦並簽訂和平協議。中共方面則希望停止軍事對立、停止一切敵對行動、停止一切為害兩岸關係和統一的言論與行動等等。

中共之所以願意跟李登輝有密使會，其一或許是因為李登輝早年曾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當然後來他退出了)，所以對李有高度的期待，當李才剛當上總統三週，中共就主動與他接觸。事後李登輝委託前往北京當大使的李潔明向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表示自己絕不會宣布台獨，因此得到中共的信任。

密使會通過將近三年的祕密接觸，才有初步的成果。從1988年到1990年將近三年的時間談判，最後又拖了一年，才於1991年決定在新加坡舉辦第一次辜汪會談。之所以談這麼久，就是因為兩岸的對立已經是「冰凍三尺」，而且彼此猜忌甚深，必須有長時間的溝通才能有初步的互信。

而且密使會幾乎是李登輝單線領導，相關的資訊幾乎沒有跟國民黨內部的高層分享過。而中共方面則是制度化的操作，誰管事，誰就赴會。顯示在兩岸關係上，大陸是比較「集體」決策，而李登輝反流於「獨裁」了。

密使會對兩岸都有實質利益的動機。台灣經過數十年累積的能量，希望能迎向中國大陸，走進全世界。剛上台的李登輝就想藉著開創性的作為來鞏固權力。而且又得到美國願意出售台灣F16戰機，更增加了中華民國朝野的信心。而大陸方面，因為天安門事件的鎮壓，導致中共遭到國際制裁，所以希望將台灣拉到談判桌上，一方面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工程，又期待可以吸引外國資金，改善國際形像。所以兩岸的密使會可說是各取所需。

但是雙方的談判依舊在政治議題上一直有爭議。「一個中國的原則」讓雙方都傷透腦筋，國際也都在看，兩岸要怎麼自圓其說。1992年，雙方終究要在定位問題上表態，北京提出了五種方案，台北全不能接受。台北也提出自己的方案，提中一個方案是：「雙方雖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後來國統會特別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意有所不同。我方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就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然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這個決議案凝聚了當時台灣內部的共識，也成為兩岸可以交涉的重大因素。

海協會對於台北方面提出的聲明，向海基會表示尊重，而中共方面對一個中國的具體內容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如此表述之後，「辜汪會談」於焉展開。

於是這段經歷就是後來台灣常提到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九二共識」。而這個說法，中共方面並沒有否認。於是每次兩會協商時，都會先各自宣讀己方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再開始談判。雖然北京從未認同此一用語，但也沒有完全否定。在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大學之行後，中共也並未否認「一中各表」這個共識的存在，只是批評「一中各表」被「刻意扭曲」。2000年政黨輪替後，國民黨交互使用「一中各表」與「九二共識」，北京則時而出現「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然民進黨政府卻全面否定「一中」、「一中各表」與「九二共識」等名詞，並痛批那是「投降共識」或「賣台共識」，甚至否認1992年有任何的共識達成。這樣的做法當然是封殺與對岸和解的機會。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讓兩岸雙方有了溝通的可能。雙方各有立場堅持，我們當然堅持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對方也堅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方堅持「台灣與大陸均屬中國的一部份」，而北京則是要求「主從」關係。也就是說，我方主求「對等」，中共是「主從」。唯一相同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因為有這個共通點，中共才不擔心台灣搞台獨。雖然雙方立場差異甚大，但由於有這一丁點的共識，雙方才有基本的互信，才能各取所需，並求同存異。於是才能從爭議性較低的事務性事件開始談判起，於是展開了辜汪會談。

「一中各表」的共識是兩岸40多年來第一個達成的政治妥協，而且針對的是最棘手且最關鍵的「一個中國問題」。這個結一打開，「文書驗證」以及「掛號信件查詢」等小事情才一次會談就敲定。再經過兩次的協商，1993年的辜汪會談終於順利展開。

眾所矚目的「辜汪會談」終於在新加坡展開，在許多細節上，大陸也一直配合台灣的需求。國民黨政府當時的主張就是「民主」與「對等」。「民主」是對內要對民意負責；「對等」則是兩岸必須平起平坐，平等對待。這兩大原則在辜汪會談時忠實呈現。作者蘇起當時就是與會人士，他親眼見到當時海基會董事長辜政甫與海協會的汪道涵在簽署文件時常互換位置，就是為了強調雙方的「平等」地位。兩岸最重要的破冰之旅，就在「第一次辜汪會談」時展開。

1990年代開始，兩岸開始破冰，經貿文化交流不斷升溫，連最緊張的軍事對峙也開始降溫。即使1995年之後兩岸關係生變，軍事衝突加劇，但經貿與文化交流仍持續升溫。1988年到1995年這7年時間，是兩岸交流互動最頻繁，也最和睦時期，當時對岸對準台灣的飛彈不到十枚，可見當時的軍事衝突是相對和緩。直到1995年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對準台灣的飛彈才突然劇增。而兩岸的和緩也開啟了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在1988年到1995年從21個增加到30個。台灣的外交變好，國際能見度增加了。所以1988年到1995年這7年時間，是我們所遺忘的那個「最美好的年代」。直到1995年，一切都生變了。

1995年，美國同意讓李登輝前往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此舉讓中共非常震驚。但美國並不以為然，反而非常力挺李登輝的成行。當時中共內部也是非常騷動，有反對改革開放的勢力與當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對戰，又面對「蘇東坡」蘇聯共產集團的垮台，中共無力更多反擊，它又需要美國資金對它的注入，所以中共只能讓李登輝成行。李登輝的美國行，對台灣人來說是至高無上的光榮，是第一位中華民國現任總統出訪美國，李登輝的光環到那時已經是極為閃耀，李登輝幾乎收割了過去所有人犧牲奉獻所爭取的民主果實。或許是這樣的關係，李登輝覺得就算「傷害一點兩岸關係」也無妨，況且李已經派人向中共打過招呼，希望中共可以理解。

結果中共非但沒有理解，反而大為光火。康乃爾之行讓中共有被欺騙的感覺。早在1994年，李登輝會面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就提到「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以及「台灣人的悲哀」等等的論調，就已經讓他人頗有微詞，而且台灣方面一直配合的「一中各表」、「對等」、「循序漸進」等演出，居然讓台灣衝到美國去了，甚至在江澤民之前。看來中共非常吃味。

這樣的感覺，讓中共的對台政策急轉直下，開始一連串的「文攻武嚇」。開始多次對台的軍事演習，以及召集十多萬大軍進行操演，這都顯示台海有爆發軍事危機的可能。美國對此大吃一驚。美國沒想到中共反應會這麼大，李登輝的美國行不僅惹惱中共，台北方面也不見得感激美國。所以美國決定拿回主動權。

美國柯林頓政府為了安撫中共，一再提及「一個中國原則」，後來美國覺得這又不夠，反而強調「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一方面安撫中共，一方面警告台灣。台灣在陸美兩強的夾擊下，可為兩強之中小為難，卻也是能牽動世界兩大國交戰的重大因素。美國為了防止中共侵台，從越戰結束後20多年後，第一次派遣航母前來東亞，進到台灣外海，為了防止兩岸衝突發生。

美國一直希望兩岸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但又積極主張反對台獨。原本美國極度讚揚民主化的台灣，但自從康乃爾之行後，美國的官員普遍視台灣、李登輝是「麻煩製造者」。過去常拜訪台灣的美國官員、學者驟然減少，美台關係陷入緊繃。

中共的方針也從「防獨」走向「促統」。第二次的辜汪會談艱難成行，但第一次辜汪會談的對等和平的盛況已不復見。辜汪數次交鋒，大談中華民國還存在，並談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經驗。不管如何，康乃爾之行讓兩岸關係生變，美國開始向中共傾斜，中共又有了「促統」的焦慮感。這都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壓迫感。最後終於在1999年爆發出來。

相較於美國跟中共，台灣對於康乃爾之行的反省最少，政策變換的幅度也最小。台灣自1996年到2000年是內向的，不像1996年以前對外開放，對內民主。其中最大的轉變是李登輝的角色轉變。1996年第一次總統全面民選之前，李登輝力求爬升，做事都戰戰兢兢。他盡可能結合各方勢力來推動全新開放的大陸政策。每次的大陸政策都會邀集相關人士共商大計，最後才由總統決斷。

在1996年李登輝當選後，挾高票之姿，「民主先生」之尊，李登輝可說是不可一世了。對外部環境險惡的狀況，李登輝開始把重心放到國內。像是凍省、修憲、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等等。但是對於大陸政策，李的態度突然丕變。後來媒體揭曉，李登輝擁有龐大的「國安密帳」供他支配。那是兩蔣時代即有帳戶，後來到了李登輝手上，他就利用高達35億新台幣的資金來達成他的野心。

龐大的資金與他豐富的知識經驗和強大的企圖心，他開始在國安體系扶植自己的人馬，這樣的權力足以讓他繞過所有相關部會，獨立操作所有外交事務。過去常開的國統會與大陸工作指導小組會議不是少開就是停開。於是，大陸的決策開始變成李登輝一人的獨斷獨行。像「戒急用忍」沒有事先和經濟部與陸委會研議；兩國論未經陸委會、外交部或更高層的共同商議；三億美金援助科索沃也未曾知會外交部。所有重大政策的翻轉，全都是李登輝的獨攬朝綱。於是出現了特異的現象，就是民主的中華民國，出現一個獨裁的總統。

但李登輝的獨斷也不是沒有社會基礎，因為康乃爾之行的關係，造成中共的文攻武嚇，也讓李登輝的獨斷獲得某種程度的社會認同。但是當時的民調結果，對於「統」或「獨」都算是極少數的意見，「維持現狀」反倒是多數民意。這樣的民意在1995年之後形成，也就是台灣民眾的「感性」與「理性」交織的複雜情緒。經過這些重大事件後，臺灣人「感性」的加強身為台灣人的認同感，卻不再強調自己是中國人。但在「理性」部份，又覺得「維持現狀」是最好的方式，既不要台獨也不要統一。而這樣的狀況讓喜於操弄「感性」的李登輝比「理性」的國民黨及政府官員更加虎虎生風。但這種操弄民意的狀況，只在國內有效，當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碰觸到「現狀」的禁忌時，他對內又立刻把兩國論變調為「就是現狀」，讓不知情的民眾接受。而面對美國與中共，李登輝馬上就回歸「理性」的處理方式。

所以綜上所述，1988年到1995年7年間是兩岸重要的和緩破冰期，使得兩岸關係和緩，台灣的國際地位升高，直到1995年的康乃爾之行。兩岸的關係之後開始急轉直下，馬上再次尖銳起來。康乃爾之行馬上把90年代的兩岸關係一刀兩斷。然後，台灣民主化對台灣的大陸政策也是把兩面刃，它雖然提升民間對大陸主動交流的動力，卻也增加了「感性」的部份。受到部份人士的操弄，「民主化」漸與「本土化」畫上等號，後來甚至與「去中國化」畫上等號，成為影響兩岸關係的負面因素。

民主化提振了台灣民間前進大陸的動力，也促成政府的「務實外交」。中共很聰明的抓住前者，進而改善兩岸關係，但它的舊思維讓中共不能體會後者，於是在康乃爾之行後，粗暴的打壓台灣，反而更加的使台灣疏遠。於是變成了現今大陸政策在台灣內部引起的強烈分歧。還有，大陸的民族主義與自信心也跟台灣的「感性」程度一齊增長。如果說大陸不能理解台灣的感性，台灣大多數的人也不能了解大陸的「心情」。所以1990年代後期，是台海兩岸的民族主義激烈對抗的時期。最後，維持兩岸平衡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美國，所以美國所扮演的角色讓兩岸都不能輕忽。

到了1999年，李登輝再有驚人之舉。他在台灣時報登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也就是俗稱的「兩國論」。再次牽動美中台的敏感神經。兩國論的全部內容只有李登輝及其的少數幕僚知道，是台灣政壇的秘辛。而兩國論是李登輝的精心傑作。李利用國安密帳，動用他旗下的政學菁英，歷時九個月的秘密協商，終於創造出兩國論這樣的精心研究。所有相關的政府官員通通都不知道李登輝的兩國論，直到公佈之後他們才知曉。

兩國論的宣告徹底推翻了自1991年以來中華民國對大陸政策的一切基礎，並建立了全新的政策。突如其來的兩國論，嚴重衝擊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使台灣直接陷入美國與中共的雙重憤怒之中，甚至加高了中共的軍事威脅。中共的戰機開始不斷在台灣海峽挑釁，雙方的空戰幾乎一觸即發！更甚者，兩國論成為後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基礎，在台灣內部不斷切割向來一致團結向外的台灣人民，間接導致信心不足與經濟衰敗。在兩岸政策上，又一直刺激、挑釁中共，讓我國的國際友人不斷提心吊膽。更重要的是，中共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過去50年都得不到的成果：一個政治分裂、經濟衰退、士氣和民心都低迷的台灣。以及一個人才與資金不斷流失和被快速國際邊緣化的台灣。這一切追根究柢，部份原因都源於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的兩國論，一個完全取決於個人獨斷機密，完全沒有經過人民討論，甚至沒有和政府相關人員商議的決策。這是一個號稱民主國家中最大的諷刺。

李登輝為何提出兩國論，一直以來都是個迷。當然有當時美國與中共的外交因素，1995年之後台灣的外交處境越趨窘迫，李登輝似乎因此想加速確立自己的歷史定位，於是想利用一個全新的國家定位來建立後繼者難以否定的李登輝路線。兩國論的實際內容至今仍未公開，外人無從得知。蘇起只能提供他僅知的相關訊息。

李登輝利用國安密帳成立了屬於自己的「小朝廷」，並召集當時仍是無黨籍的當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及張榮豐等等的社會菁英，一起研究兩國論的理論。蔡英文與張榮豐就是兩國論小組的關鍵人物。兩國論小組的存在連當時的政府官員一概不知，連當時的陸委會主委蘇起也不知，當他知道有這個小組時，才給予小組一些建議，希望蔡英文等人可以跟相關官員討論後再做發表。蔡英文等人也接受了。但還沒跟任何官員商談過，兩國論小組就直接發表出來。當時剛下飛機的蘇起已經知道「大事不妙」。

「兩國論」最重大的核心，就是兩岸政策。兩國論小組最基本的認知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它的名字剛好叫「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和治權(而非僅治權)均不及大陸，人民與土地僅及於台澎金馬。換言之，他們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與大陸互不相屬，兩岸關係不是內政問題，而是國際關係，適用於國際法。從這個認知出發，兩國論建議不要再提「中華民國自1912年就已經存在」，因為「中華民國」只是個名字，現階段不得不使用的名字，未來甚至可以改變。如果繼續強調「中華民國自1912年就已經存在」，就會給它「一個中國」的涵義，以後更難撕掉。「分裂國家」與「中華民國自1949年就分治」的說法也不要再用，這會使台灣跟大陸產生關連性，將來不易切斷。甚至他們以後認為不要再叫中華民國，只要叫「台灣」即可。

兩國論的想法就是立基於「台灣地位未定論」還有操縱的空間，所以兩國論小組大膽的提出自己的觀點，就算與中共對撞也不用在意。所以台灣長期使用的「一中各表」的原則也被兩國論小組否定。兩岸最基本的「一個中國」的共識馬上就破滅了。

但「一個中國」的爭議該怎麼處理？兩國論小組馬上陷入困境。既然他們完全否定李登輝當年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一中各表」共識，總該提出他們自己的論述吧？但兩國論小組始終提不出新的、能照顧各方立場需求的論述，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怎麼做。所以只好「暫時擱置」，甚至用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來表述：「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直接把當時還是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和民進黨扯在一起。

兩國論小組開始逐步弱化國統會與國統綱領，而且對兩岸交流極為敵視，甚至希望兩岸根本不要交流。兩國論造成美國與中共的震動，這當然是公開的支持台獨，中共繼續利用恐嚇的口吻威脅台灣，美國的柯林頓政府也深表不滿，並聲明李登輝的兩國論造成美中兩國很大的困擾。中共的威脅做法很快的出現反效果，讓它最不樂見的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取得中華民國的執政權。

2000年的總統大選，由於國民黨的分裂，讓民進黨的陳水扁以39.3%的少數票數獲得中華民國總統的位置。中華民國出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也出現第一個少數總統。

陳水扁一上台，馬上發表安撫各方需求的「四不一沒有」的就職宣言。大義就是：「中共若沒有對台動武之意，本人保證在任期內，絕不會更改國號或支持台灣獨立，不會讓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必要。」這樣的宣言讓中共與美國都鬆了一口氣，暫時穩住情勢。陳水扁在這一步上，算是交了漂亮的成績單。但之後呢？李登輝的核心幕僚，兩國論小組的關鍵人物蔡英文加入民進黨，並成為陳水扁內定的陸委會主委，關於是否繼續推動兩國論，成為媒體追問蔡英文的焦點。但蔡英文對兩國論始終保持低調，不願多做回應。但私下，蔡英文主動向即將卸任的陸委會主委蘇起表示：「今後不提兩國論，但仍會持續執行。」蘇起聽完震驚不已。

現今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力一直被說大得不得了，太陽花學運的領袖們以及不少自稱民間的社運人士和民進黨都說要削弱總統的權限，想改成「內閣制」，連國民黨也如此贊同。殊不知，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力之所以這麼大，全是因為1990年代起李登輝六次修憲後的成果。修憲後，讓中華民國成為「雙首長制」，總統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再是個虛位元首，總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李登輝可以獨斷獨行提出「兩國論」，陳水扁也據此成為不折不扣的「大總統」。陳水扁掌控的權力甚至超越李登輝時期。透過李登輝的修憲，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力甚至比美國總統還要厲害！

不過雖然陳水扁擁有極高的權力，但他的實際權威又不足，在於他的得票率低，民意基礎不夠；民進黨又無法得到過半的國會席次，再加上民進黨內部派系林立，所以他的政策與威信總是不能貫徹。

陳水扁在他發表完就職演說後，很快的就背離了他「四不一沒有」的承諾。

陳水扁不先凝聚黨內與國內的共識，反而獨斷獨行，越來越向台獨傾斜。原本他可以走「四不一沒有」的「新中間路線」，但他卻偏偏不走，終於讓他錯過中共彈性的作為。

但美國的政黨輪替又為陳水扁政府帶來新氣象。

新上任的小布希政府對台灣非常友善，甚至極力的擁護。不僅持續願意軍售台灣，更願意強化台灣的安全。本來基於這個良機，陳水扁可以更多的發展兩岸和平，但陳水扁反而變本加厲，直接朝更台獨的方向邁進，直接推出「一邊一國」。

此時李登輝又組台聯黨重返政壇，對台獨的期望更加熱烈，讓陳水扁感到雪中送炭。陳水扁馬上提出「一邊一國、公投迫切」宣告。台灣在此時陷入經濟不景氣，經濟成長率持續下滑，扁政府一再強調，經濟不景氣是國際經濟的拖累，但數字顯示，台灣的國際貿易出超仍就可觀。台灣經濟不景氣的原因是人民不敢消費、企業又不投資、政府也不投資。

扁執政期間，政府對大陸冷淡，但民間交流卻很熱絡，形成奇怪的「官冷民熱」的現象。陳水扁一個個漸進式的台獨，終於連向來支持台灣的小布希政府也感到受不了。小布希政府雖對台灣友善，但並不代表他會因此拋棄美國自身的權利，他們仍不支持台獨，因為這有損美國的利益。扁政府將兩國論發揚光大，終於導致嚴重的「烽火外交」，這讓各國都不歡迎陳水扁的來訪。陳水扁後來又用「公投綁美國軍購」，讓美國人不得不同意台灣的公投。後來扁家開始爆出一個又一個的貪汙案件，但最後被2004年的總統大選搶去風頭。

2004年的總統大選可能是中華民國民主化後最激烈廝殺的一場選戰，連戰與宋楚瑜的組合強勢挑戰陳水扁的連任之路，卻因為一場離奇的槍擊案，讓選情大翻盤。最後讓雙方選票以極細微的差距使陳水扁險勝。陳水扁的勝利讓台灣陷入另一階段的政治惡鬥，但扁仍穩穩坐定。

之後中共的武力威脅越來越明顯，甚至曾經用戰機鎖定過陳水扁的空軍一號。事後證明，中共真的做過這檔事，讓陳水扁經歷了一場震撼教育。此後陳水扁不斷加強自己的安全防護，深怕中共的「斬首」行動。陳水扁繼續台獨主張，並提倡「制憲」，等於是要廢除中華民國憲法。他直接批評「九二共識」根本是「投降共識」，從此「九二共識」是票房毒藥。而且台灣的一國兩制、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通通交付公投，這對美國來說又是個挑釁。美國從不支持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如今居然是台灣先做挑釁。美國直接發表聲明：「台灣關係法規定我們要在太平洋保有足夠的武力嚇阻攻擊，但從沒有規定我們必須防衛台灣。」此話一出馬上震撼台灣政壇！也動搖了泛綠人士一直以來的一廂情願。不僅美國話講得很白不會防衛台灣，更直接講台灣「不是主權國家」，這樣的說法，冷酷無情的重創民進黨與台聯黨的核心理論。民進黨就算要搞台獨，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要確保台灣的安全，但若沒有美國的防衛，台灣不可能安全。台灣要搞台獨，只會增加對美國的依賴，結果美國不買單，民進黨直接就跛腳了。

泛綠陣營一直有兩個迷思，就是認為「中共絕不敢打台灣」，還有「即使中共來打，美國也會來救」。但美國的發言，一舉擊碎了泛綠人士的期望。而中共的「準斬首」行動，證明中共還是會動武。

但新一期的立委選舉居然重新翻盤，民眾用選票讓泛藍陣營超過立院的半數，讓陳水扁的權力瞬間失了根基，使得陳水扁的制憲、法理台獨即刻劃下句點，也讓中共與美國鬆了一口氣，兩岸關係開始和緩。台灣人民幾乎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選票拯救了自己的命運。

終於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馬英九獲勝，而他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讓美國與中共都相繼放鬆了下來，兩岸關係又邁入下一個紀元，原本幾乎瀕臨戰爭的兩岸衝突在此時暫時劃下句點，20年的兩岸波濤有了一個完結。

但兩岸關係真的就此結束了嗎？當然沒有，還在持續進行中。蘇起對馬英九的政策仍有微詞，認為馬英九沒有貫徹自己的政策，沒有讓「機會極大化，威脅極小化」，反而不斷「防弊」，而不是「興利」，結果是「機會極小化，威脅極大化」，台灣的兩岸政策在馬第二任期更加難以推行。

蘇起提供的兩岸解決之鑰，仍是「制度」與「情感」的部分，台灣需要用更理性而非感性的方式處理兩岸與美國的關係，這樣才能共創三贏，讓台灣能持續繁榮。

看完蘇起的書，我才豁然開朗，一切的「國家認同」與「身分認同」問題，完全是李登輝之後，透過有心人士的刻意操弄搞出來的。如今的台灣政局，完全是李登輝一手的作為，後又為陳水扁繼承，讓台灣持續陷入內鬥與身分混淆之中。台灣不用等別人打，自己就先垮掉了。令人驚恐的政治操弄，即使到現在，世人仍舊混淆不清。如今操控者又要選總統(如蔡女士)，難怪施明德說：「蔡出來選總統簡直是個災難，我完全不敢想像。」